1937年8月9日，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藤与藏，驾驶一辆小型汽车，强行闯入虹桥机场。遭我国守军拦截后，二人竟向守军开火。鉴于我国士兵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，他们果断开枪自卫，将这两名敌军士兵击毙。
这两名日本士兵的陨落，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大战序幕，那便是著名的淞沪会战。此役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，更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有决定性的影响恰逢八一三之际，让我们一同回顾这场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重要会战。
考虑到中学历史教材对于此次会战的记载相对简略，我计划从三个方面——即会战的战斗过程、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，以及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——来详细阐述这场具有史诗意义的会战。
此次会战共经历22次，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南部地区。
谈及“会战”，依据我国现行历史教科书的见解，抗日战争被划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大领域，其中，我们的历史教材对敌后战场的叙述尤为详尽。尽管横店被誉为“大捷”，但在此地拍摄的电视剧中，超过99%的内容聚焦于敌后战场的描写。以2015年国庆阅兵为例，其中的10大英模方队，诸如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方队、狼牙山五壮士英模方队、华南游击队英模方队、刘老庄连英模方队等，这些英勇部队曾在敌后战场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壮烈。然而，鉴于“敌后战场”的特殊性，战斗规模通常较为有限。这些抗战英模部队一战成名的战斗，规模大致在几十人至几百人之间。
在平型关激战中，八路军机枪阵地映入苏静的镜头，定格于1937年9月的历史瞬间。
中日双方曾动员数十万大军进行激战，此类大规模冲突被统称为“会战”。其中不乏诸多著名的战斗，但它们仅仅是这些会战中的局部战役。例如，平型关伏击战便是平型关战役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而平型关战役本身又是忻口会战的一部分；同样，台儿庄大捷亦是徐州会战的亮点之一。抗日战争自始至终，始终以“会战”这一作战模式为核心展开。或许这些所谓的“会战”在台海两岸的称呼有所差异，我个人认为，应按照主导一方的说法来命名。
自1937年8月至12月的淞沪之战，直至1945年4月至5月的湘西之战，整个抗战期间共计发生了22场重要会战。淞沪会战，作为中日两国首次正面交锋的战役，亦堪称双方历史上牺牲最为惨重的会战之一。
淞沪会战分三阶段。
初始阶段，自1937年8月13日起（此后，除非特别提及，我将省略“1937年”字样），直至9月11日。大致而言，30天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军队进攻，日军抵抗。
第二阶段，时间跨度自9月12日起至11月4日止。大致而言，50天这一阶段主要是日进攻我军，防守我方。
第三阶段，自11月5日起至11月12日结束，大致上……7天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军队溃败，遭日军追击。
为何每个时期都如此细致地划分出具体的日期界限呢？
攻守之势转换的原因为何？
为何经历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后，仅剩七日便局势急转直下？
大战前的形势
淞沪会战是抗战期间的重要战役。中国军队首次主动会战为何主动出击？三个原因，首因是。战略原因调整日本侵华的战略进攻方向，使其由南北转向东西，这对于中国最终击败日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，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述。其次是——战术原因言及此事，不禁令人痛心疾首，中央军在华北地区，行动受限，难以施展手脚。
插播：淞沪会战前华北形势。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军轻易占领东三省后，并未感到满足，遂欲挥师关内，与长城防线上的中国守军展开了数场激战。一方面，日军深感中央军与西北军的坚韧远超东北军，难以如占领东北般轻易取胜；另一方面，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复杂形势，并非大规模开战的良机，双方最终选择停火，并签署了《塘沽协定》。协定中规定中央军不得驻扎华北。北方局势实际上由西北军将领宋哲元掌控，虽名为负责，实则形成了割据局面。宋哲元可自行任命华北行政官员，自行征税养兵。当时，第29军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“军”，其下辖数个师，其规模相当于其他军阀的数个军。
宋哲元一方面对日本人敷衍了事，企图遏制其进一步的无理要求，另一方面，他亦力图阻止蒋介石及中央军势力踏入华北，以保持对这一地区的掌控，实现独善其身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即便是在7月11日，宋哲元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，恳请暂缓派遣中央军北上。同时，他亦向日本方面传达明确信息：“对日本将坚决不采取抵抗措施，而将对南京政府保持抗争立场。”
南京方面对此感到震惊不已：这是何意？难道你们意图投敌？宋哲元回应道，绝无此意，我们愿意与日本方面进一步沟通，力求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宋哲元进一步表示，由于缺乏资金和军火，恳请中央政府提供支援。中央政府计划派遣七八个师的部队前往河北，但宋哲元指出其中三个师曾遭遇败绩，他对此表示不欢迎。此外，他还提到河北地区的民众生活困苦，建议中央军抵达后尽量避免占用民房。
在这边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尚存嫌隙之际，日本军队却已悄然部署，调动了八个师团，意图一举吞噬我29军。
七七事变日军华北进攻图
日本陆军的师团编制，堪称世界罕见，实质上是一个融合了多个兵种的综合性作战单位。一个师团（相当于我国军队中的军），通常由两个步兵旅团构成（与我国军队的师相仿），每个步兵旅团又由两个步兵联队组成（相当于我国的团），而每个步兵联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（类似我国的营），每个步兵大队则管辖四个步兵中队（相当于我国的连），中队之下设有小队。此外，一个师团除了步兵旅团，还设有炮兵团、骑兵团或侦察团、工兵团、运输团、医疗队、野战医院、净水队、军械队以及兽医队。在和平时期，一个日本师团通常拥有约一万五千名士兵，而在战时，其人数可增至两万余人。
日本实行征兵制。18至40岁须服兵役郭汝瑰在其回忆录中提及，在18至20岁期间，他履行了第一国民役的义务。对于20至25岁的日本男性，一旦体检合格，便需服现役。在这段五年服役期内，兵员仅需在军营中度过两年。头一年被称为初年兵，主要任务是学习战士必备的战斗技巧和动作；而二年兵则专注于复习和熟练掌握各类战斗技术和战术。服役两年期满后，士兵即可返乡就业。若在五年服役期内爆发战争，他们需重返部队报到。五年服役期满后，士兵需回到原部队接受再训练，并参与为期三周的演习，随后转为预备役。一旦国家动员预备役，他们必须按照规定返回部队。预备役服役八年期满后，士兵再次回到原部队接受训练，参加三周演习，进而转为后备役。若国家动员后备役，他们同样需遵照规定返回部队。后备役服役期满后，士兵将转入第二国民役。
每年，日本均需编制动员名册，详细列明每个年度需动员的人数、军官储备情况，以及个人所属部队的编号、驻扎地点等详细信息。届时，相关信息将提前通知至个人。战时，只需一声广播，便能迅速召集各方力量。某年士兵征召入伍可立即组建队伍。
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，日本陆军设有约二十三个常备师团，史料中亦有提及二十个或十七个的说法。当时现役军人数量约为三十万，其中初年兵与二年兵各占一半。倘若将现役及预备役全部动员，可征召到初年兵人数十三倍以上的训练有素的士兵，总计约达两百万人。若进一步动员后备役力量，预计可动员至六百万经过训练的士兵。若将第一国民役与第二国民役一并考虑，当时，拥有亿计国民的日本，其可动员的兵力高达千万之众。在战争临近尾声之际，日本政府不得不将第二国民役全部征召入伍。
我插入这些信息，旨在提醒大家，除却国家经济数据的巨大差距——（这里仅列举几组数字，用以说明战争所需资源：日本年产钢铁达580万吨，而我国仅有4万吨；日本年产铜产量为8.7万吨，我国仅0.07万吨；日本年产石油量达到169万吨，我国则仅有1.31万吨），在与日本的对比中，我国尚存在诸多明显的短板。
例如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并非总显团结如一，其中存在着嫡系与杂牌之分，中央与地方之别，国军与共军之隔。宋哲元婉拒中央军进驻华北，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。团结缺失，贯穿抗战。你懂的。
我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。以日本为例，其一个师团不仅包含步兵联队，还设有骑兵、炮兵、工兵以及辎重兵各联队，这一配置彰显了日本在作战中对不同兵种协同作战的精湛运用。最终显现的战斗力，与中国军队相较，呈现十倍之差。便是击退日本的一个师团，我国需动用十多个军。西北军历来以勇猛著称，然而在北平之战中，我国军队遭受了超过5000人的伤亡，高级将领佟麟阁、赵登禹等众多英勇将领献出了生命，而日军伤亡仅400余人。
日本早已蓄势待发，具备强大的动员力量。拥有数百万经过训练的士兵储备。尽管我国人口众多，但我国军队在扩充兵员时，往往只能采取征召壮丁的方式。这些壮丁在投入战场之前，往往连枪都未曾摸过，更不用说具备战斗技巧了。他们怀揣着为国献身的满腔热血，除此之外，几乎别无他物。战时或许无需卧倒。
这差距致命。
那么，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下主动发起淞沪会战的第三个动因。宣传原因鉴于上海设有租界，若在此地开战，无疑将极大程度地吸引国际关注，国民政府意图借此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，促使列强介入，从而对日本施加压力。诚然，这一做法未尝不令人感到心酸，宛如一个孩子时常遭受成人欺凌，无奈之下只能逃至光亮且人群密集之处。即便在那里遭受打击，相较于在阴暗角落里默默忍受，恐怕也是稍好一些。或许有见义勇为者。
“淞沪会战”中的“淞”代指吴淞江，在上海市区亦被称为苏州河。而“沪”则是指旧时的上海，那时的租界均设立于此。
第一阶段，攻。
自8月9日虹桥事件爆发以来，我国立场坚定（似乎已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），这让日本方面感到意外。以往，面对日本的挑衅，中国总是选择隐忍。记得几年前在济南，日本人对我国外交人员进行了残忍的暴行，甚至挖去双眼后将其杀害，我国当时并未发声。然而，此次事件中，我国人员遭受伤害，为何我国的态度依旧如此强硬？
国军士兵、游击队员与日军士兵的军装各异。国军战士手中所持，正是他们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钢盔与防毒面具。
首批抵达上海的我国军队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九集团军组成，总兵力达到五万人。该集团军下辖第87师、第88师、第56师以及两个旅。其中，第87师和第88师原本是负责南京警卫的教导第一师和教导第二师。这些部队不仅士兵素质过硬，而且接受了德国顾问的严格训练。他们的武器装备同样源自德国，甚至包括钢盔，与几年后驰骋欧洲战场的纳粹德国军队所使用的几乎无异。八路军的军服类似德军装。由于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样式与德国国防军的帽子颇为相似。在我上小学的体育课上，我们甚至练习过投掷手榴弹，那是一种配备木柄的手榴弹——即德式手榴弹（如上图所示，国军和游击队战士胸前均佩戴了两枚）。而我国军官们所佩戴的驳壳枪，亦系购自德国的军火。
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以来，驻扎上海的日军主力驻守于公共租界内的虹口区域。该区域位于今日的上海虹口区，东至东江湾路，西至黄渡路，并曾设有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。在1937年8月之前，虹口区内的日军编制主要包括3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，以及7000名“在乡军人”（如前所述，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），此外还有部分海军力量，总计约15000人。
第一阶示意图。
事实上，尽管史书将其称为八一三淞沪抗战，但实际的战斗并非在8月13日爆发。那日，中日双方的步哨队仅是开始了彼此间的枪战。张治中将军下达总攻击令的时间是在8月14日下午。正如被誉为“精益创业”之父的史蒂夫·布莱克（Steve Blank）所指出——在初次与客户接触之后，鲜有商业计划能得以完整保留。“8月14日，我军5万精锐与日军3000余名正规军展开激战，我方伤亡惨重。究其原因，乃是日军在公共租界虹口一地经营已久，构筑了众多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，即便遭受500磅炸弹的猛烈轰炸，亦能屹立不倒。日军士兵作战意志坚定，个人武器装备精良。我军战士虽勇猛无比，但每前进一步，往往要以众多战士的牺牲为代价，用他们的尸体铺就道路。更有甚者，一枚炮弹直接击中了我军246旅前敌指挥所，旅长黄梅兴、参谋主任邓洸及三十余名通讯排官兵，皆壮烈殉国。”
数小时之内，伤亡已逾千人。蒋介石即刻发出紧急电报，指示张治中暂停攻势。中国军队统帅部意识到，此前对中日两军综合战力的评估存在重大偏差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若要与日军一较高下，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必须实现显著扭转。10比1——编剧们在创作抗日题材电视剧时，请务必关注这一关键比例，换言之，即——日军的一个师团，其战斗力堪比我国国军8至12个军的规模。
鉴于局势如此，面对一万五千名日军，原先的三个师和两个旅已显不足，因此，第36师与第98师也紧急赶赴上海，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。第36师堪称精锐中的佼佼者，此前的驻防地为西安（1936年，正值西安事变，中央军需最强战力以震慑东北军），此刻该师急速开赴上海。一路上，民用列车均让位于这支军队的列车，以确保其迅速抵达战场。沿途人潮汹涌，百姓们纷纷向这列军列投掷饼干、糖果、罐头和香烟。官兵们深受感动，因此在战场上勇猛冲锋，奋力作战。在日军猛烈火力的猛烈冲击下，我方部队伊始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特别是在熙华德路（今之虹口区长治路）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一次激战中，一个营的官兵，总计三百余人，全部英勇牺牲。
日军亦未曾懈怠，急速从本土抽调了第三、第十一师团（须留意，编号二十以内的师团均为常备师团，堪称日军精锐之师），在宝山实施登陆，势如破竹直指罗店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军队的第十八军亦派遣了第十一师、第十四师、第六十七师火速驰援，于罗店一线布防。
第十八军乃国军陈诚体系的核心力量。源于陈诚在北伐时期担任第十一师师长，此基础之上孕育而生的便是第十八军。以十一为土、十八为木，这一派系遂得名“土木系”。各级军官均出自黄埔军校，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，他们自认与众不同，作为校长麾下的先锋，始终勇猛精进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坚实柱石。十年之后，该部队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战场被彻底消灭。当然，在淞沪会战期间，第十八军曾是一支充满爱国情怀的军队。
战局依旧残酷，日军每日清晨便以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烈的轰炸，紧随其后的是炮兵的猛烈轰击，致使我军士兵伤亡惨重，往往连队与排队次第陨落。随后，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发起冲锋，一波接一波，每一次都演变为惨烈的近距离肉搏。一团军队三战全灭。黄维回忆道：“常常是短短数日之内，一支部队便会遭受重创，以至于不得不更换。我曾亲眼目睹教导总队那个团的士兵们整装待发，神态庄重地上阵，然而归来时，却只剩下了寥寥几副食担，寂寥无声。”
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亦抵达罗店。然而，该军第一师自营长以下，伤亡率高达八成之上。除通讯连连长幸免于难外，其余连长均因战事更迭而换任新主。在宝山前线的战壕中，充斥着中国守军英勇阵亡者的遗体，难以尽数运走。无奈之下，士兵们只得重新挖掘战壕，誓言：“若我们不幸捐躯，此战壕便将成为我们的陵墓。”
中国军队坚守，战局胶着。
第二阶段，守。
东京的日军大本营急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事，他们忧虑若主力部队久驻上海，一旦苏联发动攻势，东北地区可能落入其手。于是在9月11日，他们紧急派遣了第9、第13、第101师团前往上海进行增援。至此，上海的日军兵力扩充至五个师团，再加上海军与航空部队，总兵力已增至二十万人（此处暗示华北地区仍有日军八个师团驻守）。
此刻，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兵力已达七十万之众，分别编为右翼作战军（由张发奎担任总司令）、中央作战军（由朱绍良出任总司令）以及左翼作战军（由陈诚领军）。
淞沪会战步入第二阶段。中国军队主要采取防守战法，激烈战斗中伤亡惨重。承受的损失已触及极限。每支部队平均每日需以伤亡逾千人的惨重代价投入战斗。在此过程中，98师先后三次于原地进行了人员补充，这些新增的兵力均系后方部队紧急抽调而来。其中，不乏一些官兵刚踏入前线即遭遇了伤害，以至于在送往野战医院时，伤员们往往难以准确道出所属部队的番号。
各地军阀的援兵也纷纷赶到，但此时中国空军已经损失殆尽，没有了对手后，日军的飞机极其疯狂，第88师师长孙元良（后来孙将军到了台湾，活了103岁，生了一个儿子叫秦汉）回忆：“记得有一支远道而来的队伍抵达了江湾战线的后方，他们簇拥在几处乡村中，生火做饭，炊烟袅袅，空地上晾晒着换洗的衣衫，随风飘扬，恰巧吸引了敌机的注意。敌机几乎贴近屋顶低飞，机枪扫射，炸弹横飞。这样一来，这支未曾经历实战的部队不得不被召回后方进行补充与训练。还有一支在内战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友军，在敌军数小时的猛攻下，被打得支离破碎，他们甚至未曾见到敌人的真面目，也被迫撤下了前线。”
孙元良所率领的第88师，经过连日的殊死搏斗，伤亡官兵已超过两万，相当于全师几乎损失了两次兵力。军官们几乎全部壮烈牺牲，有的连队仅剩寥寥几名老兵。面对如此重创，88师不断招募新兵以补充力量，然而这一过程却伴随着不断的牺牲，导致官兵的作战素质急遽下降。后续补充的兵员主要是来自各地的保安团和乡村警察。按照德国顾问原有的训练方式，士兵们应当拼命挖掘掩体，躲避在散兵坑中，然而后来的补充兵不仅不懂得挖掘掩体，甚至对此抱有轻视态度，他们认为战争就是身携大刀、手持机枪向前冲锋（这种情形在抗日神剧中屡见不鲜）。结果在一次密集冲锋中，这些士兵几乎被日军射杀一空——其中甚至有些士兵从未见过机关枪，不知如何防炮，不知如何应对机枪的射击。即便如此，第88师的二五四团第一营仍坚守在四行仓库。
郭汝瑰回忆道，我国军队在与日军交战时，对工事的构筑并不重视，挖掘的战壕既浅且不稳固，且极易暴露位置，敌方一眼便可洞察我方战壕所在。而日军则训练有素，镇定自若，往往首先对我阵地进行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猛烈炮击。我方下级官兵因缺乏实战经验，面对敌军炮火，要么躲入竹林，要么藏匿于小山丘，而这正是敌人所期望的。敌人将炮火集中倾泻于竹林与小山丘，使之成为弹丸横飞的弹巢，导致我军伤亡惨重。
鉴于我国军队炮兵力量的严重不足，官兵们不得不在积满水渍的战壕中忍受日军的炮击。泥水没至腰间，与粪便和残肢同浸，头顶弹片横飞，前沿阵地宛如人间炼狱。在我国的影视作品中，鲜少能见到真实的战场还原，而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“神剧”更是层出不穷，这导致公众对战争的认识充满了英雄化和浪漫化的幻想。我建议各位不妨观看波兰电影《浴血华沙》，该片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即可找到。影片中，炮弹落在人群中的场景，实际上并无太多火焰，那不过是影视剧组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添加的烟火效果。真实的炮弹爆炸，掀起的只是漫天的烟尘，起初是细微的血雾弥漫，随后血滴如雨般从天而降，接着是人体碎块纷纷落下，最后则是大块的肢体和器官。遭受大口径机枪的袭击，人并不会捂胸缓缓倒下，留下遗言，而是如同被无形之手猛然抛向空中，被撕裂后远远甩出。《浴血华沙》所描绘的是二战期间华沙起义的情景，与淞沪抗战发生在同一时代。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，便能了解中国军人在淞沪前线所承受的苦难。
他们的阵地以死人为基建立。日本军队以牺牲者的尸骨堆砌成山，企图以此挽救战败的命运。
我国守军逐渐显露出疲态，8月25日，大场沦陷，27日，中国守军被迫退守至苏州河南岸。11月1日拂晓，蒋介石终作决定，同意撤退。实则，此时我国军队若能主动撤退，局势未必会演变成后续的惨状，然而蒋介石依旧抱持着一线希望，寄望于11月3日在比利时举办的九国公约会议。他坚信，若能再坚持一周，便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同情与援助。
11月1日晚间，蒋介石下令暂停撤退步伐，要求部属原地坚守，持续抵御十天。
然而，症结在于通讯不畅，导致部分部队坚守阵地，而另一些部队却已开始撤退，战线区域由此陷入瓦解，士气的波动亦愈发剧烈。
第三阶段，崩溃。
日军意图对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势，遂从国内紧急抽调第18师团与第114师团，并将华北战场的第6师团抽离，以此组建了第十军。11月5日，第6师团与第18师团在金山卫成功登陆。
驻守金山卫的，竟然仅有寥寥数的中国军队。中国军队并非毫无防备，追溯至明朝嘉靖年间，日本倭寇曾侵袭上海，其登陆点正是金山卫。昔日，此处驻有四个师的兵力，然而，由于上海战场的惨烈激战，这些部队接连被调往支援。
紧接着，日本在金山迅速建立起登陆阵地，并向松江迅速推进。我国第67军奉令坚守阵地，旨在掩护上海国军主力顺利撤退。然而，从军长吴克仁至旅长朱之荣、刘启文，诸多将领相继英勇牺牲，67军全军尽灭，但仍未能有效遏制日军的攻势。
11月10日，我军第114师团在乍浦成功登陆，与此同时，从华北战场调集而来的第16师团亦于白茆口完成登陆。
此刻，上海之北集结了原有的五支师团，而南面则新增了四支师团，形成夹击之势，对中国的军队施加压力。我军阵容已显混乱。
蒋介石最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然而，时已晚矣。正如李宗仁所言，前线指挥官已无力掌控部队，即便委员长不发出撤退的指令，亦是徒劳无功。统帅部下令撤退，仅为了面子。
因指挥撤退的方式极为陈旧，各部队接收指令的时间参差不齐。原本应是井然有序地撤退，逐步构筑防御阵地，然而在混乱之中，无人遵循既定命令。加之指令缺乏具体路线，仅指示方向，导致局面更加失控。在上海战场上，众多中国军队来自全国各地，官兵对上海周边道路不甚熟悉，深怕被日军包围，于是纷纷急速前行，造成极度混乱。数万部队挤塞在狭窄的公路上，成为日军飞机扫射和轰炸的目标。编制遭到破坏，部队失去控制。部与部之间的通信已告中断，将领们甚至对各自部队的具体位置一无所知。11月12日，我国军队已全面撤出上海战区。
撤退过程显得极度混乱。不妨以炮兵十四团为例，这支中国军队拥有罕见的150毫米口径重型火炮，其24门大炮均采购自德国。据微信公众号“讲武堂”的一篇文章所述，每门德国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的配置，不仅包括一辆亨舍尔品牌的柴油牵引车，还需配备数百发炮弹。此外，24门火炮的运输和维护还需数百辆车辆及其他设备。据此推算，单门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的造价高达三四十万美元，而当时中国的牛仅值30美元。一尊口径达150毫米的重炮，其价值至少相当于我国一万头牛的市值。“我国就只有这样一个堪称优秀的炮团，这该如何是好！”
面对困境，众人束手无策，那二十四门重型火炮亦无法留于敌手，最终只得悉数沉入河中。等同投入河中24万牛。在谨慎地穿越雷区的过程中，众多炮兵不幸再次遭遇了爆炸的厄运。
日军猖獗追击，11月25日，无锡、湖州相继沦陷。12月2日，江阴亦告陷落。南京已近在咫尺。
“蒋先生在淞沪战场上犯下了战略上的严重失误，因为……秉承长期抗战的原则，多坚守一日与少坚守一日，实则区别微乎其微。在我国抗战决心在上海显露之际，我们应适时收束。有计划地实施撤退，逐步进行抵抗，须知有计划的撤退与无计划的溃败，其间相距甚远。然而，蒋先生对兵法一窍不通，在中国战场上驰骋数十年，他所倚仗的手段不过是金钱的诱惑与分化离间的手段。他凭借一介武夫的鲁莽，投身于国际性的大规模战争，致使我国海陆空三军精锐损失殆尽，国家元气大伤，举国上下陷入恐慌，凄凉景象难以形容。若非全国军民坚定的抗战意志，我国早已无法再战。”
陈诚，蒋介石最为信赖的部下，亦曾言及淞沪会战中我军士气之高昂，已达极致。然而，纵然是人潮汹涌，亦难以与火焰肆虐的火海相匹敌。面对日军的外围作战，其兵力仅为中国军队的一半，却能最终取胜，关键在于他们装备的精良。血肉长城难挡炮弹。这确实值得我们反思。当时，中国军队正是在我国最大的城市周边展开激烈战斗。竟然数月未发放薪资，致使数日不得一餐，伤病员亦无法得到救治。这充分揭示了我国缺乏支援前方大规模作战的能力，中国人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的落后。抗战是一场持久战，消耗战，其胜负的关键并非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得失。淞沪战役中，寸土皆需死守，牺牲极为惨重，与我国所宣扬的抗战决策相悖。
留意封面的亲笔字迹，郝伯村先生于2020年3月30日辞世，享年101载。
抗战老兵郝柏村（后来官至“陆军总司令”）对抗战的分析，我觉得比较简单清晰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，郝柏村说日军战力强大，利于速战，但毕竟是一个小国，深入中国后补给线很长，力量分散，不利旷日持久。中国虽然准备不足，战力低下，但是有广大的空间，人口资源雄厚，士气高昂，利于持久。郝柏村说蒋介石在1936年的洛阳会议，就已经定下打“持久战”的战略，毛泽东是在1938年提出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”的。白先勇说持久战是他爸爸白崇禧提出来的。我还看到文献说持久战是蒋百里提出来的，可见持久战并非单属某位个人之专利，而是中国政治与军事精英们共同认同的共识。
然而，抗日战争并非仅凭意愿便能持久进行。回顾历史，蒙元迅速覆灭了南宋，满清也很快结束了南明的统治，所用时间并不长。
持久战需三个关键。
首要条件是构建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，其中需储备充足的粮食与人力资源。
其次，必须确保至少拥有一条国际通道。毕竟，我国在军事物资的生产方面几乎无所作为。
第三，有有利中国的主战线。
先说基地鉴于沿海地带易受日军强大的海军力量威胁，选择远离沿海的地域进行固守，同时该地还需具备丰富的物产。这一条件下的基地，似乎与四川的地形和资源尤为契合。因此，蒋介石于1935年3月在重庆发表《四川应做复兴民族之根据地》的讲话，着手争取四川军阀们的支持，例如安排四川军官参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等活动。
再说通路若无军火，无石油，仅凭言辞的交锋，战争便难以维系一日。正如前文所述，锋利的刀剑终究难以与机关枪抗衡，血肉之躯亦无法抵挡炮弹的轰击。
中国通往国际的通道主要包括两种：海路和陆路。海路以沿海港口为主，这些港口曾是日军的主要目标，自1938年日军攻克广州后，我国沿海港口悉数沦陷。陆路通道则依赖于桂越公路、滇越公路和滇缅公路。桂南会战、桂柳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的行动，都是为了捍卫这些国际通道。然而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这些陆路通道均被切断，我国只能依靠驼峰航线来运输物资。
谈有利于中国的因素。主作战线我们的目标是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，使其从“北向南”转变为“东向西”。
日本过往的攻势，其主攻方向始终由北至南。在我国领土上，由北向南用兵，无不所向披靡；而由南向北进军，除却明朝击败元朝，国民革命军成功北伐之外，鲜有胜绩。隋朝实现中国统一，消灭南陈，即是从北向南；金朝击败北宋，亦是从北向南；元朝灭南宋，仍是从北向南；清朝推翻明朝，亦是如此；解放战争，亦是从北往南发起。
穿越了山西、山东与河北，便步入广袤的大平原。我国地势北高南低，顺应地势，方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
陈诚曾言：“若日寇得冀察之地，仿效元清旧例，倾力南下，分兵一部直取洛阳，封锁潼关要道，而以主力挺进武汉，封闭长江防线，如此一来，我国东西将自此分裂，西北无路可进，东南则退路不通，届时我军进行持久战，难度必将大大增加。”
李宗仁曾言，若抗战初期，日本便全国动员四五十个师团，沿平汉铁路（连接北京与武汉）、津浦铁路（贯穿天津至南京）南侵，并实施战略大迂回，占领兰州以切断中苏交通，同时向陕西进击，威胁成都，继而由珠江流域西进，如此，“右路越秦岭以占成都，中路穿三峡入夔门以占重庆，左路则经广西至都匀，进而入贵阳”，一举攻占中国诸多重要城市，摧毁中国野战军主力，分裂我国整体抵抗格局，实则非难事。然而，日本犯下的重大失误在于，虽然已发动侵华战争，却不愿倾全国之力进攻，在华东、华北仅以少量兵力与中国交战，兵力不足时，再逐次增兵，采取“逐次增兵法”，此乃兵家之大忌。我国地大物博，人口密集，日军一个师团接一个师团地进入中国，已增至六七十个师团，却仍深陷泥潭，犹如坐以待毙。
自北向南进攻，对中国进行持久战并无益处，然而若从东向西进军，则对中国最为有利。这是因为长江流域湖泊众多，地势亦多崎岖，起伏不平，这对于日军携带的重型装备的机动性和部署都构成了不小的障碍。随着军势不断西进，补给线愈发绵长，攀登的高度逐渐攀升，所面临的困难亦愈发严峻。他们的补给线所触及的边界，正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战壕前沿。
昔日，日本在淞沪一地仅部署了一支海军陆战队。然而，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，日军在该区域扩充至九个师团，共计三十万人。与此同时，华北地区亦增至七个师团。此乃“主支易位”之变，主攻方向亦随之转变，由北向南转向了东至西。除了忻口战役主要在华北展开，其他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均集中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域。
在沪期间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了三个月，为经济、物资以及工业设备的西迁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这些举措为我国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。
淞沪会战伊始，参战部队均为中央军的精英之师，此举使得国民对于政府抗敌决心的信念，更加坚定，毫无疑虑。因此，调遣西北、西南之军亦无障碍，而全国性的统一抗战，实乃始于淞沪一役。
淞沪会战中，中国军队的英勇壮举令世人瞩目。王树增在《抗日战争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尽管在上海的战斗中，我国军队有过阵地失守、战机错失，甚至因种种原因未能执行命令的情况，但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，却始终未曾出现妥协与屈服的现象。从将领到士兵，无一例外。”
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海军，在淞沪地区部署的两支舰队中，多数舰艇源自清朝水师时期。面对日军的海军力量，能够参战的舰艇仅有四艘巡洋舰，总吨位尚不足一万吨，甚至不及日军一艘装甲巡洋舰的吨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海军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：于8月12日，将8艘舰艇以及从民间征集的商船悉数自沉于江阴江面，以堵塞长江航道。
可惜的是，我国海军的这些英勇付出，未能成功拦截日军战舰与日本商船。蒋介石的指令尚未抵达各部队，而宜昌、汉口、九江以及南京的日本军舰与商船，已纷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，迅速穿越了江阴要塞。事后调查发现，唯一出席最高国防绝密会议的工作人员，即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，实为一名日本间谍。
再说空军，在开战之初并不落下风，甚至可以对日军的登陆部队展开扫射和轰炸，也曾经击落多架敌机，炸沉过日军舰艇。814成为中国空军节。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，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畏，17号上午，飞行员阎海文战机被地面炮火击中，跳伞后落在了日军阵地，有十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向他冲来，边跑边喊“支那飞行投降”，当时的飞行员都配有一把左轮手枪，其中有五颗子弹，阎海文掏出手枪，大喊“中国无被俘空军！”在历经四轮射击，成功击毙多名日军之后，他毅然扣动扳机，以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日军对他英勇无畏的精神表示敬意，将他安葬于当地，并在《大阪每日新闻》上详述了他的事迹，赞誉有加。“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”。
阎海文，一位年仅二十岁的辽宁北镇之子，因国破家亡之痛而倍感深切。自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军旅，在空战前夕，当他向长官表达求战之意时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是东北人，一身轻松，无牵无挂……”
19号清晨，飞行员沈崇诲与陈锡纯驾驭着双座轰炸机对日本舰队发动袭击。不料，飞机突发机械故障。沈崇诲，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优秀空军人才，毕业后便投身于空军，成绩斐然，名列榜首。他一直怀揣着洗刷国家耻辱的壮志，决意驾驶自己的飞机与敌舰同归于尽。在危急关头，他让陈锡纯跳伞逃生，但陈锡纯拒绝离开，他决定与队长并肩作战，共同赴死。沈崇诲驾驶飞机，携带着八百磅重的炸弹，笔直俯冲，直撞日军“出云号”战舰。边观战上海市民泪如雨下。
日军攻占宝山城
最后，谈及陆军的事迹，9月5日，日军对宝山县城发起了猛攻。中国守军第98师第583团3营在营长姚子青的带领下，誓死坚守，寸步不退。面对久攻不下的日军，他们向宝山城内投掷了大量燃烧弹。姚子青营长激励全营官兵道：“人生自诞生之日起，便注定面临死亡。但好汉之死，理当英勇壮烈。今日，3营的每一位战士都不能后退，要让日本人见识到我们中国人的气节。”在一片废墟之中，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，他们用刺刀、匕首、木棒、石头，甚至牙齿，与敌人搏斗，直至血肉模糊、倒卧在地。这场残酷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6日上午10点。除了一名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，全营五百余战士均壮烈殉国。
那位归队上报全营牺牲情况的士兵，因擅自脱离战场，在汇报完毕后，遭受了二十军棍的严厉惩罚。行刑者下手无情，泪流满面；受罚者却毫无怨言。这段感人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《捍卫者》，于2017年上映。这部电影堪称诚意之作，然而，票房却遭遇了惨淡的失利。